現代性是一個容易使用、常被使用的字眼，但學者要給予它一個定義清楚的概念，卻是困難重重。大體言之，現代性可謂根據歐洲啟蒙思想所演生出的各種制度的統治與治理，這些現代的制度將使人們脫離不理性、非理性與宗教性的束縛、限制。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人往往將現代性視同於進步的信念（the idea of progress），或視兩者並行於同一時代。其中，民族主義者並將現代性視為對發展（development）的承諾應許。
如要將各種現代性的特徵臚列出，將不勝其繁。大體上，啟蒙理性主義、資本主義，以及民主與發展等三個相關連概念或議題，當足以把握住現代性的問題與性質。
對於本世紀、二十世紀的人們言之，現代性從何而來？又適向何方？是否我們仍得繼續相信它、維護它？這些重大的問題，苦惱著、折磨著、啟示著兩世紀對之的信仰者、反對者與疑惑者。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來自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左右兩方的挑戰；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恐慌；世紀末全球拜物主義、科技唯物主義的氾濫；民族主義的再生怒火；宗教衝突的新根源；種族、族群、性別政治的衝動撞擊；在這些劃時代的歷史歲月中，人們清楚地見到社會、人文學者在攻守進退間，在自我調適中，在希望與黑暗裡，浮現出、刻畫出許多的精神面貌與理論思考。任何嚴肅的人們，都相信這是人類歷史文明存續的關鍵問題，也各循著不同的思想、觀點、立場，冀求尋覓出一個最佳或較佳的答案來。然而，自今視之，世人雖付出極大的努力去探索，也見諸許多可敬的成果，但是，二十世紀的人們似已失去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的樂觀與自信。這種結果是福是禍，是值得肯定抑否定，自留與各家各人的判斷，但似乎我們可以此般地看待它：二十世紀是一個獨特的世紀，當人們過去已經且如今依然處於政治、社會繁難不適的情況，然而，過去人們所依賴、相信解決問題的思想和方法，早已被遺忘了，或更多的時候被視為失效失時了。怎麼辦？
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歐與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或社會，其誕生與發展，在理論上、實際的問題上，始終處在暴力、革命、改革、自由等力量交錯的環境中。英、法、美三國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率皆有賴於貴族、地主、商人的歷史性聯盟，向上以暴力從專制的王權或統治階層爭取自由，向下以武力、法治與教化來馴服農民、紀律化工人，俾以建構、維持一種足以支持資本主義市場與生產的社會秩序。自由主義固然不能完全等同資本主義，但是西方民主革命的發展，確實導致或導向了城市或資產階級之資本主義民主的興起。
就世界歷史的發展觀之，在這個歷史時期開出的西歐與美式的自由主義之路，其它的國家、地區，之前似乎不見先例，並且之後甚難成功地追隨、複製。在思想上，啟蒙（the Enlightment）思潮始終存在著一個兩難或一種張力。一方面，它設定人性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原則，理性、包容、人道（亦包括對人之激情（the passion）的承認）、自由、幸福成為新的、不容折扣的價值，另一方面，特別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努力，啟蒙思想家意識到，人除了天賦的慷慨與合群外，亦賦與著追求自利遠勝於它利、眾利的另一天性。人們對此問題的爭論，始終不休，但他們大抵相信經由理性的適用運用，端正合宜的社會是可以出現的。當這般的論理產生後，啟蒙的思想家首先自然要質疑這樣的見解：當下政治秩序的安排是源自社會契約的神聖性或必然性。它們認為，當下的政治安排，毋寧是源啟自眾利或社會的必然性。
隨著商業、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啟蒙思想家還見到，社會分工固然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同時也帶來了社會新的異化、不平等。亞當•斯密和弗固森（A. Ferguson）對此皆有深刻的體悟，在解決問題上，他們很清楚地區分了客觀（objectivity）與中立（neutrality），希望找出政治秩序下的社會安排（arrangement）之秩序，運用人的選擇與行動去「改進」（to improve）社會的弊端。斯密的門徒邊沁（J. Bentham）對於市場所可能帶來的邪惡、不善，更敏感於其師，他主張增強國家的功能，以處理社會秩序的問題。運用國家的機器與機制來變革社會制度，勢將賦與國家更大的權力來解決社會無知與既得利益的難題，而啟蒙思潮所特重視的自由價值，自將處於國家各種嚴峻的威脅。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人們逐漸瞭解到，啟蒙所珍惜、堅持的價值，正面臨著各種相反或反對力量的阻礙：貿易戰爭、國際間的衝突、人性的貪婪與征伐、專制主義的頑強與盛行，以及統治階級其巨大的既得利益。這些力量，有些來自啟蒙思潮的外部，有些則來自按照片面啟蒙原則、理念所產生的力量（不論是可預期的或意想不到的）。除了這種實際的問題外，理論上，啟蒙心態的人們亦面臨另一種難處：各種不同的社會安排之形式，其歧異性、多樣性正適以毀損啟蒙思想所立基的普遍自然律原則。
二十世紀裡，受啟蒙思潮影響極深的西方社會科學思想與方法，自然得繼承來自啟蒙內部的兩難或緊張，亦得應付來自外部反啟蒙力量的挑戰。二十世紀特別是西方的學術界，正是面對著這些歷史性的難題與危機，展開它的思辯與求變。
西方現代性的歷史與性質，常常被批評為歐洲中心的、階段論式的史觀（Eurocentric and stagiest view of history）。所有非西方的歷史（時間、事件）和地理（包括不和諧、不相屬、不相干的空間），皆得經由西方的歷史與地理，方能見到、得出它個別時間的意義與各別空間的重要性。更具體地講，等到西方資本主義成為塑造世界歷史的力量時，而西方資產階級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主體（subject）時，上述史觀方具說服力、震懾力。自茲至今，資本主義的邏輯（logic of capitalism），成為西方現代性敘寫的支配規則（master code）。
根據資本主義的邏輯，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意味著該社會必然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其中，資本的規則與統治（rule of capital），意味著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將在各地重複製造出資產階級權力與統治的歷史。馬克思的歷史社會論述，為這種資本主義現代性編撰出最有代表性、最有系統性的闡釋。用馬克思本人的語言來說，是即：資產階級以自己的面貌創造了一個世界。
一九七Ｏ年代迄今，西方主流的歷史觀中，人們仍相信，在人類全部的歷史裡，或在多數的時期中，歐洲人擁有獨特的理性精神，使他們較非西方人更具有更大的發明活力、進步能力和變革能力。但如果我們意識到，現代（the modern）並不僅限於在西方製造，非西方的影響與貢獻，實有助於西方現代性的出現，那麼，對於這個問題，將有幾種評論。首先，因為注意、肯定到西方以外的地方與力量，對於資本主義興起的作用、貢獻，所以，將該興起的歷史因素，置於世界性的現象中或脈絡中來解釋。如此一來，狹窄的西方地理中心觀，將被擴大成全球現象，而現代性的歷史，亦源起於西方核心之外的地方。然而，這些西方核心之外的力量與地域，它們的歷史意義，僅能就它們對單一的現代（性）歷史（the singular history of the modern）的貢獻來衡量。
第二，越來越多的人視資本主義為各種地方的、區域的和全球的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產物。由於各地方文化與環境的不同，資本主義的面貌，亦各有相異，人們遂稱之為替換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或多樣性的資本主義。這種現代性，雖受不同文化形式的修容整貌，但是，其修整仍針對於同一單一的西方現代性原型原貌而為。
第三，我們仍承認現代性大業（the project of modernity）的單一性、普世性。但是，我們理解到，在資本主義邏輯的運轉實踐中，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在一國內，皆不可能全面實現，它必將遭逢與製造出許多力量，這些力量與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皆不相容，堪稱為非西方、非現代且非資本主義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系統的運作與支配下，這些力量自然臣屬於且邊緣化於資本主義歷史車輪開展的軌跡。它們並不能被用以界定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本質或邏輯，因為資本主義的歷史邏輯，必須以這些力量的排除（exclusion）與隸屬為條件，才得以前行、實現。於是，現代性的歷史之外，尚有與之矛盾、相異的歷史的存在。資本主義現代性存續演變，這些差異、矛盾的力量便隨侍相峙。它們持續地推擠、改變、轉移它們亦曾效力構成的資本主義現代性，並不時地返回來破壞現代性全球歷史的統一性、同一性。由是，對於這些力量（或歷史）言之，現代性之名，對它們往往成為不可避免卻極不恰當的指稱（當資本主義巨輪持續向前轉動時，這些力量隨之被碾壓衝撞在輪道之邊、之外）；而現代性在全球的實踐、實現時，每一次、每一地必然是以「不完全」、「不完整」的形式、形態而出現。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的勢力，主要以歐洲中心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力量，逐漸侵入中國的社會，同時，中國人也逐漸地去面對著、學習著、理解著和反思著西方現代性。西方現代性所創造出的「進步」、「革命」、「改革」、「進化」、「發展」、「平等」、「主權」種種概念與經驗，以及所引發對立面的「保守」、「反革命」、「守舊」、「反平等」種種概念、經驗，迄今為止，可謂以掀天揭地的姿態，先後或同時地在這一百六十年的中國歷史中，出現了、變形了、消失了、折衷了、重返了或殘缺了。換言之，拙文前述歐洲現代性概念與經驗，既隨西方勢力加諸到中國，亦為中國人所詮釋、運用、內化、外化、或批判。由於此一歷史的進程，中國的現代性及其問題得因西力的到來而起、而出現、而變化，而歐洲的現代性，也因中國現代性的經驗，得以危機擴大化、內容豐富化、性質複雜化、論述多樣化。
關於中國的現代性，有一個問題值得留意：中國現代性的複雜性。在中國現代性論題的討論中，特別需要注意的一個層面是中國文明本身的結構、思維，如何在東西方接觸的過程中成為影響中國現代性的獨特歷史條件。中國在19世紀大規模接觸西方現代性之前，儘管尚未捲入西方現代性的種種衝突和影響，中國內部經過長時間演變的過程，政治制度、人口、土地、商業、道德各方面，也出現了變化和危機。明代至清代許多重要的思想家，針對中國內部各種新、舊議題和問題，提出各種政治、社會、思想方案以應對。王陽明、黃宗羲、唐甄、李卓吾、方以智、傅山、戴震等人，就是在明清交界等天崩地裂的時代轉變中，試圖以中國既有的思想資源，重新運用儒學、道家、易經、佛教等思想回應歷史變化給予他們的挑戰。他們所提出的各種重構中國政治社會的方案，儘管未能突破中國既有的政治道德秩序框架，但方案本身的提出以及所針對的時代問題，卻也反映了中國文明發展至明清時期的困難、限制與可能性。因此，討論中國現代性的問題，除了關注19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現代性接觸、衝突等各種影響和矛盾之外，中國本身文明的特徵、思維、資源、和限制，也都是必須特別考量、關注的部分。
此外，根據歐洲的歷史，社會形態上，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上，由農業社會到商工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上，由各種資產階級思想與主義，引發出對立面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然而，一當中國現代性或現代化降生起，中國與中國人便沒有西方較優容的時間來接受與發展西方現代性或現代化；各種政體、各種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種發展計畫與要求，不是先後緊隨，便是共時一併提上歷史議程，壓迫著、困惑著中國人。
其中，二十世紀中國農民階級政治化的過程與結果，值得此處說明。由於中國農民承擔了抵抗資本邏輯毀滅性進攻的任務，它不僅是最富革命性的階級，也同時保留了前現代（premodern）、前資本主義（precapitalist）的社會關係、意識。在中國農民向政治現代性爭取「公民」的二十世紀鬥爭中，該鬥爭同時也是爭取成為革命「同志」鬥爭的一部分；這雙重鬥爭雖然使農民革命性強烈，但它歷史的位置，仍身屬於資本主義邏輯的「外在者」。當中國農民爭取歷史性的平等時，該鬥爭同時又帶有批判、超越西方資產階級法權觀的歷史任務，這些矛盾的鬥爭，遂有融合成一個（或一種）鬥爭的必要。在這種性質的歷史鉅變中，傳統的與現代的因素（elements），同時皆保留、存在於革命的結果中，因此，西方中心論者關於前現代與現代間清楚的界別，在中國農民的轉變歷程中，是失效無用的、是徒勞的。不可否認，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已被吸捲進資本主義的全球力量中，然而，該全球性力量並未能造成中國政治現代性的民主鉅變。
從上述的分析來說，西方中心論式的史觀：資本主義的普世歷史，將會把非西方的前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導入到具有世界歷史階級的資產階級現代性——固然站不住腳；中國民族主義宣稱，民族鬥爭將確保中國獲致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歷史承諾，已失信於歷史現實中。
改革開放以來迄今，中國知識界，由於近百年中國民主與發展的挫折與苦難，特別是因中共建國以來的革命歷程與感受，中國知識份子在分析、探索近百年中國歷史的挫敗、苦痛與災難的原因時，大體上的思想模式（mode of thought），就是指出中國現代性的不足所致之。而衡量「不足」的標準何在？大體遙指西方現代性。現代性仍等待著中國，中國仍等待著現代性。
拙文前曾述及，歐洲的現代性從誕生起，既是歐洲歷史的危機，也是世界史的問題與危機。在上述中國知識界有關現代性不足的論述中，似乎預設了有一個純粹的、固定的、統一的、確定的、和平的、理性的現代性，用此種建構的現代性來衡量過去一百六十年的中國，無異宣告了尋找或標出中國現代性的惘然與困難。然而，拙文認為，抱持相同的標準(假如有的話)去衡量西方歷史，何處是現代性問題呢？何處又不是現代性問題呢？按照拙文的論述，就西方現代性的概念與經驗來說，現代性不足的問題是迷失的，惘然是多餘的，因為該發問的問題是如何來解釋中國這一百六十年的現代性的經驗與問題，冀求一個標準的現代性方案與問題，既無法在西方現代性中尋求找到，也適足為中國近現代史所否定。西方現代性的性質，決定了、引發了我們去尋求理想的現代性或現代性的理想，然而，它的性質與其迄今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想在西方現代性內找到該理想的典範，(遑論其圓滿落實)，是困難且惘然的！然而，對於非西方世界的人們而言，西方現代性的概念與經驗，乃是無法迴避的——即使對於企求超越它的非西方人工亦然。
複雜化的中國現代性，以及包涵著超越衝動的中國現代性，以其特別的性質與面目，展現在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之中。它具有同時向西方現代性親近、反叛與超越的企圖、力量，中國人以此說明自身現代性概念與經驗，也以此有助於世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理解、反省。
基於以上西方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性的討論，本課程主要規劃為四個階段，分別以四個學期來討論四個部份的問題。首先，第一部分針對西方現代性的論題，釐清西方內部對於西方現代性起源、性質和影響的觀察、描述和理論的討論。第二部分關注明、清各種政治社會方案的提出，它們所反映的時代問題、時代限制和影響。第三、第四部分觀注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和重要政治領導人，如何在緊迫的、充滿壓力和不確定的歷史情境中，思考中國的處境、未來，以及回應西方現代性的難題與挑戰。